走出“被驯化”的温柔乡 《信誓》将诗人抽象的认知加以升华

丹麦导演比利·奥古斯特的新作《信誓》入围2021年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主竞赛单元。比利·奥古斯特，1948年11月9日出生于哥本哈根，毕业于丹麦国家电影学校，1978年执导了个人电影处女作《在我的生活中》，执导的电影《征服者佩尔》(1987年)和《善意的背叛》(1992年)获得了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。其后他导演的现实主义作品一直受到各类电影节的青睐，如《冰雪迷案》(1997年)、《再见巴法纳》(2007年)与《幸运儿彼尔》(2019年)等;而《信誓》与奥古斯特之前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不同，是一部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影片。

走出“被驯化”的温柔乡

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说，诗人“以创造力的名义发言，能够推翻一切秩序与表征，在以永恒回归为特征的永恒变革的状态中肯定差异”。比利·奥古斯特的电影《信誓》就如是刻画了丹麦诗人索尔基尔德。

通过与丹麦国宝级女作家男爵夫人坦恩的对比，电影将诗人抽象的认知升华，使之视觉化与空间化：富有才华的诗人开始由于对自由、创作与人作为“超人”主体性的认知不足，处于谨小慎微、恐惧与犹疑中，在男爵夫人的指导下快速完成了自我主体性的建构，也完成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知上的突转与升华，从自身经验出发，肯定事物的“差异/生成”，从超验与经验的双重角度，完成了对思想与生命的开放认知。索尔基尔德的处女作诗集出版时虽然广受欢迎，但这并不能给他带来经济和生活上的改善，他还是要靠图书管理员妻子格蕾特的薪水来养家，这个时候他不自信，希望“活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”，渴望外力的帮助或更有权威的人的指导，希望在现有秩序内获得肯定或者所谓的成功。这是诗人在接触男爵夫人开始时候的状况，男爵夫人指出他缺乏对“人类的伟大”的认知，不关心“自己的内心”，“试图去奉承别人，希望被人接纳”成为一样的“被驯化的家畜”;而男爵夫人作为他的对比与参照者，则呈现了“超人”的自信、勇敢与严苛。

男爵夫人在索尔基尔德拒绝为她写传记的情况下，还是与他建立了海贝格戏剧中的信誓之约：“如果你现在已经对上帝失去了信心，那么请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她不但慷慨地为诗人提供食宿、自由写作空间，还在文学创作方面对他进行指导，甚至为了让他不受“逢场作戏”的影响，赶走他身边“没有灵魂的丫头”。但其实，男爵夫人在此过程中也渐渐爱上了诗人，当她听到诗人与班妮迪克特相爱并打算离开妻子时，她感觉自己“像被野兽撕扯一样痛彻心扉，是撕心裂肺般地痛苦”，并认为其是“人世间最大的痛苦”。

男爵夫人与诗人索尔基尔德的年龄有巨大的差距，分属不同的阶层，在1950年代具有不一样的社会影响和地位。但男爵夫人并不顾及这些，只是在看了他的处女作之后就被他吸引了，找了诸多借口将诗人引到自己身边，激发他的才华和勇气，希望他“能体验到飞翔的感觉，感觉到一切皆有可能”。但男爵夫人最后遭遇了世俗生活中的失败，诗人以勇敢和独立主体性的方式拒绝继承她的遗产。在逐渐知晓男爵夫人的真相后，诗人满含深情地报之以真诚一吻——既有情感的、身体的回应，也有对世俗世界“不伦之恋”的僭越与超越，升华到了神圣之“爱”。

影片中诗人的妻子虽然是配角，却如传统戏剧中的歌队一样，作为旁观者和评说者，她对犹豫不决的丈夫进行调侃，评说他作为诗人“如此伟大，却又在乎如此渺小的事情”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妻子格蕾特和男爵夫人对诗人的影响与作用是一致的，只不过男爵夫人的助力是显在的、专业性的或超验性的，而格蕾特的推动则是隐在的、生活上的与经验性的。格蕾特最后对“曾经充满活力、了不起的”男爵夫人能否承受痛苦进行了论述，从她的角度去论及男爵夫人及真相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学会消化痛苦，避免更多人深受其害。她不能那么做或者说她做不到。你觉得你需要她，其实是她需要你。”诗人的妻子是隐在的智者和坚强之人，明晓自己的权力意志，这种权力意志“与觊觎、拿取无关，而是涉及创造、给予。”

“否定”的开放性与自由的可能性

《信誓》中的男爵夫人在和索尔基尔德见面时谈到了法语否定词“不(pas)”，男爵夫人描述说：“如果只是问‘为什么’，听起来就像是在发牢骚或是在抱怨，听上去有点消极，但如果加一个否定词，‘pas’也就是不，那么‘为什么不’就变成了一个蕴涵着无限希望的答案。”男爵夫人如萨特戏剧《苍蝇》中的俄瑞斯忒斯一样，指导诗人进行否定性的“弑君”行动，宁肯自己最后也

被否定掉。男爵夫人对诗人说，她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就是看着她的朋友在“晚会上醉意醺醺”的样子。酒神精神的否定性具有“无穷尽的创造力和毁灭的意志，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原始宇宙意志的力量。”

《信誓》中，与诗人索尔基尔德有关的三位女性是妻子格蕾特、情人班妮迪克特和男爵夫人，分别象征着男人的三个阿尼玛形象投射：秩序维护者、秩序外的情欲对象与精神导引者，代表了男人不同阶段的心灵欲求对象。三种女性身份之间也充满了否定性的特征——婚姻中的妻子身份既否定了欲望出轨对象班妮迪克特，作为秩序的维护者与限定者又否定了诗人与男爵夫人的不伦关系，而后者又对其进行超越或僭越。男爵夫人问诗人：“你曾经拜读过尼采、歌德与里尔克的大作，你能给我引用一首包含太太这个词的诗歌吗?不能，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?”妻子、出轨对象与精神恋爱者之间互为否定的状态，将人类可怖的处境赤裸裸地呈现了出来。

每个角色都在寻找成长之路

《信誓》中的班妮迪克特，在“爱是一种自我的感受，还是为别人做出牺牲”之间纠结，因不能两者兼顾而“陷于崩溃”之中，故而被男爵夫人说成是一个“没有灵魂的丫头”。但电影《信誓》的开放与多元就在于每一个角色都在寻找自己的成长之路，即使班妮迪克特也一样。

诗人索尔基尔德不同于她。影片在首尾部分都设置了进门前是否拿“裤夹子”的动作：诗人在影片开始时，按照妻子的叮嘱“取下裤夹”;在影片结尾，他没有取下裤夹。这意味着他从开始的拘泥于现实“礼节”，到结尾对其进行否定与超越，彰显了他从之前的恐惧、如履薄冰到“成为自己”的变化。这个“成为自己”的变化就是对现世文明的反思与反叛——他站起来凝视男爵夫人与远方，而不再是局促地、暗地里打量男爵夫人照片中的荒野。他自己走到了荒野上，即将成为具有主体性、否定性与进行主动选择的“金发猛兽”，而不要再作为软弱的“家畜”或“蠕虫”。

《信誓》结尾，索尔基尔德拒绝男爵夫人的邀约时，男爵夫人问他：“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?你是否曾经想过你所扮演的角色之所以存在，恰恰是因为作为对手的我的影响呢?”她忘了先前自己作为“超人”或“金发猛兽”在行动时，也曾如此对待他人。诗人索尔基尔德的确没有考虑她的感受，但她还是做她所做的，此举撼动了诗人，在最高境界的认知上，二人合二为一，达成共识。

索尔基尔德在影片快结束时拒绝了男爵夫人的信誓与盟约束缚，做他本身想做的，不再以外在的秩序与标准作为参考，他自己就是善恶与判断的标准答案。影片结尾处，诗人同儿子一起揪掉雏菊的花瓣，这个动作意味着“这样做/不这样做(to be/not to be)”是根据花瓣数量的奇偶来决定的，表明人的选择或行动所具有的流变性、偶然性和不可确定性，“把人们带向一种不知名的、没有预见的、没有预先存在的目的地”(德勒兹)。(张冲)